从三峡工程筹建的那一刻起,它就与各种争议相伴。早期的不同意见多偏重于经济和技术因素,普遍认为经济上无法支撑,技术上也无法也难以实现预定目标,并且移民的难度极大。争议还包括:三峡工程对当地地质的影响,对气候的影响等[72]。
到了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中国国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更加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移民、环境、生态、文物、旅游等各个方面。
政治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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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的支持者们相信该工程将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能拉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反对者们则认为该工程劳民伤财,是政府领导人好大喜功、打算青史留名的表现。
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江泽民、李鹏等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出席代表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1%),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61.1%)[73]。
移民问题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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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内一处175米线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对外经贸部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方案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
三峡地区辖区面积8万余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90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08亩。176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高达1583万人,城市化严重不足,1984年的GDP仅为89.82亿元人民币,人均511元,远远低于当时中国的平均线[74]。川东地区流传一句话,“养儿不用教,万涪黔走一遭”,来形容当地的贫穷。
作为三峡库区于1997年合并入重庆的15个区县因移民造成严重失业,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而由于这些城市并入相对发达的重庆,更造成重庆市城乡极为悬殊的经济差距(2009年达到了500%)。2011年的报导称,三峡工程上马导致库区2,000多家企业被关闭,失业者大增。库区经济以“吃财政饭”为主,税收持续下降[75]。2010年BBC中文网报导称,属于三峡库区的万州当地城镇失业率8.1%,21.9%的城镇移民靠低保生活。三峡库区的涪陵及其以下8个区县,当地城镇失业率8.95%,人均GDP是重庆主城9区的20%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很多移民和搬迁安置款项没有到位,造成了重庆主城区与三峡库区居民严重的对立情绪和冲突[76]。
由于三峡移民的巨大规模,政府认为有必要把整个移民的川东地区统一管理。1997年3月14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并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重新挂牌[77]。
移民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难点,在工程总投资中,用于移民安置的经费便占到了45%。当三峡蓄水完成后,淹没了兴山县等129座城镇,其中包括大型城市万州、中等城市涪陵和十多座小城市,预计移民数量将大大超过工程初期计划的数量,涉及移民超过120万人,涉及湖北、重庆的20个县、区(市),安置地遍及全国10余个省(直辖市),历时长达20余年,为世界之最。移民的安置主要通过就地后靠或者就近搬迁来解决,但后来发现,水库淹没了大量耕地,从而导致整个库区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于是对农村人口又增加了一种移民方式,就是由政府安排,举家外迁至其他省份居住,目前已经有大约14万名库区移民迁到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库区外)、湖南、广东、重庆(库区外)、四川等省市生活。2007年起,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包括三峡水库蓄水后引起的大量滑坡和岩崩),三峡大坝附近地区还将有400万居民在未来10—15年移居别处。[76]
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以后,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居第22至24位。从1997年至2008年的12年间,有4年GDP年增长率低于10%,8年高于10%。GDP总量的发展,2003年突破2千亿元,2008年突破5千亿元。人均GDP的发展,1998年突破5千元(全国1995年突破5千元),2005年突破1万元(全国2003年突破1万元)。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39083元,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78]
泥沙淤积和水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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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
由于有三门峡水电站的前车之鉴,因此泥沙问题始终是三峡工程技术讨论的重中之重。据测算,长江上游江水每立方米含沙1.2千克左右,每年通过坝址的沙量在5亿吨以上。在三峡工程未建前,这些泥沙大量淤积在曲折的荆江河段,抬高了河床水位,并威胁到整个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安全。
当三峡水库形成后,受水势变缓和库尾地区回水影响,泥沙必然会在水库内尤其是大坝和库尾(回水的影响)淤积。不过乐观者认为,长江的含沙量有季节性差异,汛期江水中的含沙比例比枯水期大,因此三峡水电站可以采用“蓄清排浑”的方法来应对,即在汛期时加大排水量使浑水出库,在枯水季节大量蓄积清水,便可以减少泥沙在水库内的淤积,这种方式与目前水电站的一般运行方式基本一致,所以不用过于担心三峡的泥沙淤积问题。他们认为在三峡蓄水的初期,排沙比例只有30%至40%,将发生轻度淤积,但主要是填充死库容,影响不大,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排沙比例会逐渐提高,在80至100年后,将基本达到平衡,不再出现新的淤积,旧有淤积也可以通过由临时船闸改建的泄沙通道和加强疏浚等方法清理。那时水库将依然保持90%左右的库容,不会对发电、航运以及沿岸城镇尤其是重庆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且随着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
但是工程的反对者如黄万里等认为,长江上游河流所携带的除了泥沙,还有颗粒较大的鹅卵石,在三峡大坝筑起后将极难排出,会造成堵塞,并向上游延伸,进而影响重庆。此后在2002年10月,国务院批准由三峡总公司承建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上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等四座巨型水电站,其建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分担三峡库区的泥沙淤积,减缓三峡库区的泥沙淤积速度,这也再度引起人们对三峡泥沙问题的担忧。
与泥沙淤积问题同样极具争议的,还有水位问题。在三峡蓄水至135米后,有人发现从大坝到库尾之间的水位落差多达34.7米,远远超过了工程论证报告认为的0.4米,因此担忧重庆可能会在三峡完全蓄水后被淹没。不过三峡验收组副组长潘家铮对此解释,论证报告中计算的是满蓄水后的情况,而现在的库尾水位其实是天然水位,它和大坝水位目前存在着巨大落差并不令人意外。
三峡大坝可行性论证中关于水库水力坡度的论证被质疑存在错误,因此会造成更多淹没地区和移民数量,甚至称之为“高峡出斜湖”。[79]2010年10月26日,三峡大坝蓄水至175米时,重庆寸滩港的水位为175.91米,相差不足1米。[80][81]
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越过中心线,与相向行驶的小轿车相撞后冲破万州长江二桥的护栏,坠入三峡水库(2018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打捞过程中遇到困难,水非常浑浊,能见度差,很可能公交车陷入淤泥,说明泥沙淤积严重。此外,根据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或者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坠落处应有80米水深,但实际报道的打捞水深为74米(一说71米,还有报道说车辆位于水下约68米处[82]),进一步表明泥沙淤积问题严重。[83]
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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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的地理位置(三峡水电站在图中左侧,葛洲坝在右侧)
三峡工程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非常广,其中对库区的影响最直接和显著,对长江流域也存在重大影响,中国工程院的评估报告认为[84],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会改变当地气候,不过至今为止该现象尚且有争议。
库区人们对三峡工程影响环境的最大担忧来自于水库的污染。目前三峡两岸城镇和游客的排放的污水和生活垃圾,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蓄水后,由于水流静态化,污染物不能及时下泄而蓄积在水库中,因此已经造成了水质恶化和垃圾漂浮,并可能引发传染病,部分城镇已在其他水源采集生活用水。同时大批移民开垦荒地,也加剧了水体污染,并产生水土流失的现象。对此,当地政府正在大力兴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以期解决污染问题,如果发现污染过于严重,也可能会采取大坝增加下泄流量来实现换水。蓄水后,库湾及支流回水区多次出现水华现象,主要是由于回水区水流减缓,严重的只有1.2厘米/秒,几乎不再流动,引起扩散能力减弱,使库周围近岸水域及库湾水体纳污能力下降[85]。
重庆三峡库区污染问题有七成是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业污染水平。[76]
根据葛洲坝水电站的运行经验,三峡工程将会对周边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因为有大坝阻隔,鱼类无法正常通过三峡,它们的生活习性和遗传等会发生变异。三峡完全蓄水后将淹没560多种陆生珍稀植物,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淹没线以上也有分布,只有疏花水柏枝和荷叶铁线蕨两种完全在淹没线以下,现均已迁植。现三峡库区森林覆盖率已相比50年代的20%降到了10%。[86]
研究报告显示,三峡工程水库的运行,导致了库区富营养化进程加快和支流、库湾藻类水华频发。大坝清水下泄引起长江干流河道剧烈冲刷,使得坝下河道水文情势变化,进而造成中游通江湖泊江湖关系改变,使得湖泊水情与湿地生态明显调整。长江特有鱼类繁育和四大家鱼鱼类产卵场以及珍稀水生动物生存等受到严重影响。[87]
三峡蓄水后,水域面积扩大,水的蒸发量上升,因此会造成附近地区日夜温差缩小,改变库区的气候环境。由于水势和含沙量的变化,三峡还可能改变下游河段的河水流向和冲积程度,甚至可能会对东海产生一些影响,并进而改变全球的环境。但是考虑到海洋的互通性,以及长江在三峡以下的一千多千米流程中还有湘江、汉江、赣江等多条重要支流的水量汇入,因此估计不会对全球海洋和气候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而且环境的变化是由多种可变因素交织形成的,极其复杂,所以也无法确定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确切程度。
三峡大坝建成前后长江三斗坪段水域变化图
三峡工程会对环境产生有益的作用。水能是一种清洁能源,三峡水电站的建设,将会代替大批火电机组,使每年的煤炭消耗减少5000万吨,并减少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和引起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间接实现了环保。
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生态环境组的报告曾论证大坝建成后库区气候会趋于“冬暖夏凉”,才可能在库区大规模发展柑桔园,才“可以在当地安置农村移民”。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生态与环境组Ⅱ组组长方子云说:三峡水库形成后,“极端最高气温可下降约4摄氏度,极端最低温度增高3摄氏度左右。”在2006年夏,四川省和重庆市遭受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和高温,重庆市綦江出现了历史最高气温44.5度摄氏度。但在2007年夏天,四川盆地遭受了自1998年洪水以来最大的降雨,证明了三峡大坝并不直接导致旱灾,最多间接导致旱灾。[88]
2011年3月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89]三峡工程再次被公众推到浪尖上。然而这次干旱的主因是当年上半年度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总体降水严重减少所致,与三峡工程并无直接太大联系。而且三峡工程在这次大旱中发挥出巨大作用,由于及时向下游放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90]
地质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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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山县巫峡北岸任家坡山体坍塌,长江重庆航道局巫山航道管理处在设置警示浮标,摄于2008年11月25日[91][92]
三峡大坝蓄水容量(库容)为100亿立方米以上,由于坝底压力巨大,渗流要比蓄水前高很多,不仅影响地下水水位,还会对周围地质条件产生影响。根据统计资料,库容小于0.1亿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其发震概率小于万分之一;0.1亿至1.0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发震概率小于千分之一;1.0亿至10亿立方米的大中型水库,发震概率大于百分之一;大于100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发震概率则大于十分之一。[93]三峡水库库容极大,因此必然会增加库区地震的频率。但支持工程的人士认为,当时论证坝址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地质条件,三斗坪附近的岩体比较完整,断裂少,历史上也极少发生有感地震,因此不大可能发生破坏剧烈的强震。三斗坪的上游地区,地质条件主要是碳酸盐岩,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较大,但烈度估计最高也不会超过6级,而三峡的主要建筑物都是按照防7级地震烈度来设计的。由于三峡两岸山体下部未来长期处于浸泡之中,因此发生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的频率会有所增加,这将是三峡工程所能造成的主要地质灾害。而工程的反对者们则质疑论证过程只考虑了地质的静态状况,没有考虑蓄水后可能带来的地质条件质变。蓄水后,库区微震已经明显增多。[94]。
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大规模的开山动土,使本来就脆弱的三峡生态环境,更雪上加霜。造成库区周围的建筑裂缝,山体滑坡加剧。由于三峡工程而新建的新县城比如湖北的巴东县信陵镇黄土坡社区和奉节的宝塔坪都由于严重滑坡,使新县城不得不转移阵地,但是由此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外三峡工程诱使库区周边的地震多发,据统计,自2003年蓄水以来,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发生在近坝区,它和普通地震的最大区别是:震源更浅、破坏性更大。而为了治理这些灾害,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经花费了120亿元人民币。[95] 重庆山下库区近一半的地区存在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三峡库区重庆境内有超过一万处隐患点。截至2010年已发生地质灾害(险情)252处。[76]
截至2010年5月,自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害灾(险)情132起,塌岸97段长约3.3千米,紧急转移群众近2000人。在二、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范围外已发生新生突发性灾(险)情30多处[96]。
对景观与古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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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后的瞿塘峡
长江三峡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它起自重庆奉节县白帝城,蜿蜒约200千米至湖北宜昌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沿途地形险峻,山川秀丽,古迹众多。在水库满蓄水后,三峡的峡谷感将会受到一定程度削弱,但是三峡两岸山势原本高拔陡峭,“夔门天下雄”等山峦多在1000米以上,因此视觉观感并不会差异太多。同时,蓄水后,原先一些幽深的景区也将更加便于游人探访。不过,由于旅游机构在1990年代广泛宣传了“告别三峡游”,使得人们普遍认为蓄水后的三峡景致不再,因此自2003年以来,三峡的旅游业便一落千丈。[来源请求]
三峡周边在古代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地。水库淹没区已探明的文物点有1200多个,从1992年起文物部门便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预计可在2009年蓄水完成前抢救、保护完毕。此外,政府还对其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重要古建筑文物设立专案、拨给专款予以保护。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涪陵区城北长江江面上,是一组天然石梁,长度约1,600米,有题刻165段,石鱼18尾,揭示当地自唐代至清代间的72个年份的枯水资料,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水文题刻。三峡蓄水完成后,白鹤梁将永远淹没水中,文物部门已经在其周围建设了巨大的水下无压透明容器以方便游客观赏和学者研究,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水下的博物馆。
张桓侯庙位于重庆云阳县县城的对岸,依山傍水,是纪念三国名将张飞的巨大祠庙建筑群,古建、碑刻等颇多。庙前有“江上风清”四个大字,从长江上抬眼望去,极其宏伟。2002年至2003年,文物部门按照“整旧如旧”原则对张桓侯祠实施了整体搬迁,新址在新云阳县城的对岸,东距原址32千米。
石宝寨位于重庆市忠县石宝镇,其35米高的寨楼,是中国唯一一座穿斗式构架的高层木建筑,被誉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之一。寨后有山,拔地而起,四面陡峭如印,名“玉印山”,山与寨浑然一体。由于地势较高,石宝寨在三峡蓄水后将会成为一座孤岛,四面被水环绕。但是由于水位的抬高,使其下的山石有可能软化、崩解,因此文物部门在其周围建造了一道巨型围堤,包围住整个山寨。
丁房阙—无铭阙均为位于重庆忠县境内的汉代石阙。丁房阙为双阙,坐落在忠县县城,是罕见的庙前阙。无铭阙位于忠县县城外的古驿道旁,原为双阙,今仅存右阙。现在这两组汉阙现在都已搬到了地势较高的忠县白公祠内。
此外,地方政府还对千年古镇大昌镇和屈原祠等实行了整体搬迁,对原本的三面临水的白帝城实施原址保护,使之成为一座江中岛,而夔州古城(奉节县城)等无法搬迁保护的就只能永埋水底。
资金筹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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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三峡工程建设启动时,中国国务院决定,除西藏、贫困地区的农业排灌用电、县及县以下的孤立电网外,电价每度加价3厘钱,与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建设基金。之后十多年里,每度电加收价格慢慢上涨,甚至有局部达1.24分。该金额总体收入不明,仅有《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09)》表述的2008年底三峡总公司(续存机构为三峡集团)筹集三峡基金1070.96亿元的记录。三峡工程完工后三峡建设基金改名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收费年限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基金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后续工作,其中用于三峡后续工作的资金是1238亿元。三峡上网电价为0.25元,低于火电等其他发电方式,体现了一定的补偿意义。[97]2017年以来该基金征收标准多次下调。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通知宣布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限延长6年至2025年12月31日,同时将标准再降低50%。此次下调后,实际执行标准为最初征收标准的28.1%。[98]
工程建设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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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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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自开工以来,就一直有媒体报道其中存在部分贪污腐败现象。到2004年末,查处的贪污资金已有4000多万,大部分都是挪用或者侵占移民款。丰都县国土局局长黄发祥私吞了高达1207万元的移民款,这一数额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在2003年被执行注射死刑。[99]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公布了三峡工程审计结果,因结算管理和合同管理不够严格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100]2013年中国审计署公布,经过审计调查,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共被查出76起违法和经济犯罪案件,涉案人数多达113人,违规金额达人民币34.45亿元。[101]2014年3月,三峡集团公司领导层改组,董事长曹广晶、总经理陈飞“另有任用”,再次引发外界对三峡高层贪腐问题的关注。[102]
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招标,几乎全内定。媒体称“三峡集团招标沦为腐败温床”。[103]
2023年10月26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三峡集团原董事长曹广晶受贿、泄露内幕信息一案,涉案超2.16亿。[104]2024年5月24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对曹广晶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105]
《南方都市报》发文称,“中国曾经一度把全部力量聚集在建设这一浩大工程上面,不仅为其投入了巨资,而且给予了巨大的权力,但对权力的监督基本上是没有的。”[106]
中国官媒称三峡集团腐败案幕后不排除有“老老虎”,外媒猜测箭指李鹏家族。[107]李鹏之女李小琳被称为“电力一姐”。
环保手续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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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了三十个未办理环保手续就违规开工的工程项目名单,其中包括三峡电源电站和三峡地下电站。三峡总公司一开始对此极力争辩,并不顾环保总局的停工命令,继续施工,双方互不让步,形成顶牛之势。后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调解下,三峡总公司被迫认错停工,缴纳罚款。直到2005年4月,在补办完所有手续后,方又重新开工。[108]
工程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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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30日,美国之音报道指,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曾表示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但大坝是倒不了的。[109]
2002年三峡施工期间,大坝即出现裂缝,宽度可以插入成年人手掌,最深的有2米多。[110]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国务院三峡工程验收组在大坝表面发现了80多条裂缝,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上对三峡工程质量的纷纷议论。但据验收组副组长潘家铮解释,这些裂缝的确存在,但极为细微,最宽不超过0.2毫米,对大坝安全几乎没有影响,而且这些裂缝的产生均为技术问题,绝非质量问题,世界上其他一切水电站也都存在这种裂缝。[111][112]
2019年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发表研究,包括变形、渗漏。并引用另一位学者(马可安)的研究表明每立方米混凝土仅用了16.5千克钢筋,"比豆腐渣工程还豆腐渣工程"。[113]
溃坝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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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峡大坝溃坝假设和三峡大坝即将溃坝论
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织的调查组(组长孙越崎)做出《三峡工程问题调查报告》,反对兴建大坝,在诸多原因中,提出因战争溃坝而毁灭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担忧[16]。1991年2月,中国力学、应用数学家钱伟长在《海湾战争点的启示》一文中,再度提了这一担忧[114]。三峡大坝完工、运行至今,对大坝可能溃坝的讨论仍在持续。溃坝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假设:外来军事攻击、自身工程质量问题、自然灾害。无论是否承认三峡大坝存在溃坝的可能性,与钱伟长的观点一般,认为最严重的溃坝后果是毁灭长江中下游平原,数亿人受灾[115]。
2019年以来,两岸三地舆论中,出现三峡大坝坝体已变形、即将溃坝的观点。中国官方、专家和媒体对于此类观点有过论证、反驳。有评论指,中国大陆方面的论述“似乎都无法动摇一些舆论对三峡大坝‘迟早出事’的坚持和追逐”,“这种无视事实而执拗于传闻的背后”是反中共和反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116]。
外来军事攻击造成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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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台湾攻击三峡大坝论
在国防安全方面,钱伟长[114]等人担心一旦中国卷入战争或者恐怖主义袭击时,三峡大坝将成为受袭的目标,最终溃坝,波及下游数亿民众。不过乐观者认为,轰炸这种关系数亿人民生命的民用目标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现代战争中不会出现。同时,三峡大坝极其庞大,一般恐怖组织所使用的手段都难以对大坝造成整体性损毁,即使是炸较薄弱的船闸,由于有五级船闸,而且建于与大坝并不相连的坛子岭,因此也不会引起溃坝[117]。
由于台海军事对立的缘故,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5月曾提出中华民国国军攻击三峡大坝的观点。而在当年6月9日,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质询中,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答询表示,“台湾有能力做这类攻击,但不会瞄准三峡大坝,也不会挑衅。[118]”
工程质量问题造成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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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峡大坝变形争议
三峡大坝完工后,工程质量成为关注焦点。2019年以来,对大坝质量质疑在于,坝体已发生肉眼可辨的变形、即将溃坝。2019年6月底,长江汛期期间,Twitter用户附上两幅Google Map的卫星图作比较,一幅显示大坝呈直线并无异样而另一幅则显示大坝有扭曲变形的情况。7月初,已引发中国大陆舆论关注。其后三峡集团澄清,指Google卫星图并非由卫星直接拍摄,而是基于一系列算法处理形成,因此在显示某些场景时会出现偏差,更表示大坝运行正常。出现扭曲状况图拍摄于2018年2月23日,而Google地球2018年9月拍摄的另一张图片显示大坝一切正常。[119][120]后来《新京报》称三峡工程的坝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并且在设计的允许范围内,[121][122]三峡工程专家组组长陈厚群院士表示水坝体随着水季都有水平方向位移,三峡坝目前在正4.63mm至负0.24 mm之间来回弹性,不足一厘米[123],所以水泥物体弹性变形只能在精准测量工具中显现;例如激光测量仪,无法达到肉眼明显可见的程度,若达此程度的结构物早已碎裂崩塌。[124]亦有人质疑Google卫星地图建筑物的影像会受大气环流、天气、地形修正数据错误等因素影响产生扭曲形变,如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巴西与巴拉圭之间的伊泰普大坝,Google地图上看也是严重扭曲。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期间,三峡大坝变形、即将溃坝论再起。7月10日,中国电信湖北宜昌分公司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开通三峡大坝“云监控”网络直播,采用5个机位、800万像素高清可旋转摄像头24小时公开直播三峡大坝各角度状态[125]。
自然灾害造成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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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峡大坝防洪能力报导争议
三峡大坝对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均有一定的抵抗能力。2010年7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评论员白岩松转述长江水利委主任蔡其华的观点,“今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三峡大坝上”[126]。引发中国民众对三峡大坝防洪能力的关注,是为三峡大坝防洪能力报导争议。